李素就先还是从秦始皇和六国时期的实例，来分析无信的法理对错细节：
“臣还是以孝直质疑的秦亡说起。春秋战国五百年，可谓就是一部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的典范，每到末世，道德愈发沦丧。
所以，要在最后的七国里，找出一个‘完全没有使诈失信过的国家’，还真是找不出来。所以从纯粹的信义论角度来说，活下来的七国，多多少少都有可亡之罪。真正的君子国，早就如宋襄之仁的宋国那样灭了。
但如若天下为政修史者就停留在这个层面、和稀泥，学韩非崩坏道德，那人性和治国就真没救了。我辈治学穷究天道，当然要分清其中恶性程度，尽量扬善褒恶。
所以臣苦学剖析，得出诸国‘无信之恶’，也是有本质不同的。这个分界线，就是是否试图‘灭史灭法’。换言之，无信有两种，一种是愿意付出失信代价的无信，一种是不愿意付出失信代价的无信。
前一种无信，多多少少是免不了的，是人之常情，不可苛求。正所谓人孰无过，人一辈子怎么可能一句谎都不说、所有说到的事情都信守诺言？
而一味崇尚韩非之学者，就喜欢抓住这点攻讦人性，认为所有人都只是失信程度轻重，本质并无区别。然后鼓励所有人都无信。
但我们必须看到，这种‘无信’是会付出代价的，而且绝大多数已经付出了代价，换言之，这种无信，只是一个与‘天道大义’的交易。
很多人是知道自己做不到诺言，或者说谎，会付出什么代价的，而且愿意付出这个代价。
这种时候，对于其无信，只要依法处置、依天下公义讨伐，赎清其罪即可。
六国历史上失信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自己会被‘天下公义’惩罚吗？这是知道的。
齐趁燕王禅让偷袭伐燕，为天下共不齿，后来齐为乐毅反扑，几乎亡国，就是付出了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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